7月20日，英国首相斯塔默正式卸任。许多人现在都在质疑英国是否已经沦为一个无法治理的国家，只能坐视当前的经济僵局愈演愈烈。
但本着“危机是危也是机”的精神，我仍然觉得这是一个挺身而出为国家提出大胆愿景的契机。正如我去年12月所阐述的那样，英国确实具备一些有利条件，但除非它能打破五大“神圣禁忌”——也就是那些该国已无力再拖延解决的问题——否则就无法摆脱给自己挖下的深坑。
我曾提到的其中一个积极因素就是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在过去15年间的显著改善——这一成果随着该地区市长安迪·伯恩汉姆在工党内部崛起并成为斯塔默的潜在挑战者，而重新获得了关注。正如年度地区增加值数据所示，大曼彻斯特地区（而不仅仅是曼彻斯特市本身）的表现远超英国整体，其增长速度几乎是伦敦的三倍。
伯恩汉姆对此功不可没。尽管并非所有促使曼彻斯特取得相对成功的举措都由他发起，但他确实抓住了这些举措所创造的机遇。他以自己所在城市为例证明，其他重要地区终有一天也能取得同样的成功，而这种说法也并无不妥。通过加快向各地区下放权力，包括中央政府一直不愿交出的某些控制权，未来的中央政府有望为国家复兴创造条件。
第二个积极迹象是伦敦房地产市场的表现相对全国其他地区而言较为疲软。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则意味着部分缘于社会和地域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正在自行化解。英国人在生活成本高昂的伦敦大都市圈之外拥有的机会越多，情况就越好。
但即便这些趋势得以持续，英国仍需要一位无惧直面经济各项最严峻挑战，也不会被社交媒体、民意调查及威斯敏斯特政治圈每日所释放的各类信号牵着鼻子走的国家领导人。在真正重要的议题上果断决策非但不会造成政治损害，反而能启动经济增长并切实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
住房问题便是其中之一。为何历届英国政府都不采纳经济学家的税制改革建议，对土地本身而非对土地上的建筑物征税？仅这一项变革就能重塑整个住房市场，引发建筑业的繁荣，进而更广泛地提振经济信心。
第二个重大议题则涉及与欧洲的贸易。哪怕英国不重新加入欧盟，尽可能与欧洲大陆保持密切关系也是不言而喻的明智之举。脱欧在贸易、投资、劳动力供给及其他方面已经产生了显而易见且持续的负面影响。而除了奈杰尔·法拉奇领导的右翼民粹主义英国改革党之外，如今已无人再把那种幼稚的抨击欧盟言论当真。
亟待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要求国家养老金每年“在通胀率、工资涨幅或2.5%三者中取最高值”进行上调的“三重锁定”机制。为何各大政党的政治家们都如此害怕改变这条荒谬的规则？
每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得到的回答总是说改革既不公平又难以负担，更是政治自杀（因为退休人员是最可靠稳定的投票群体）。但我绝不相信一个拥有足够才干的政治家无法为改革提出充分理由。毕竟当年轻人因房价高企而无力购房，又被迫缴纳更多税款来保障老年选民（其中74%已全权拥有房产且无房贷负担）时，我们又怎能指望他们对自己的经济前景抱有乐观态度？
最后，如果工党这个工薪阶级的传统捍卫者最终能成为那个着手解决社会保险（第四大事务）以及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第五大事务）支出不断攀升问题的政党，这难道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吗？正如我此前指出的，福利金极易被钻空子，如今已有数百万人同时在申请和领取多项福利，而其年收入甚至超过了从事最低工资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此外国民医疗服务体系支出相对GDP的占比一直不断攀升，却未能带来相应成效。
任何能拿出应对这些议题所需的雄心壮志的政治家都将引发英国长期国债价格的大幅上涨，随之而来的则是长期借贷成本的降低、英国股市估值上调，以及急需的商业和消费者信心提振。机遇就在眼前，英国需要一位愿意抓住这一机遇的领导者。
（作者系英国财政部前部长、高盛资产管理公司前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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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姆·奥尼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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